社区居委会是为居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帮居民开具证明就是其中的一项服务内容。在日常工作中，社居委工作人员经常会遇到居民来开一些“怪”证明。遇到这种情况，开吧，不仅占用了社居委工作人员大量时间，甚至造成他们不愿看到的无奈结果;不开吧，又会和居民之间产生矛盾，两头为难。(《安庆晚报》8月21日)

从现实角度来看，一些“怪”证明确实难坏了社居委，开，要承担相应责任;不开，则可能影响群众办事，甚至闹出彼此对立与不必要的矛盾。但转念一想，作为居民要求开具此类证明，也是迫不得已。如果不是相关部门要求出具此类证明，我想谁也不会没事找事，去找人开这样那样不必要的证明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居民要求社居委开具某些证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逼无奈。

从功能上来讲，社居委是城市基层治理的群众组织，承担着为民服务的某些特定功能。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服务机构。因它直接面对着辖区内的居民，所以一旦居民有需求时，都会找它。由此一来，居民有了大事小事，不找社居委又能找谁?

社区居委会的服务功能决定了它的性质，但是毕竟社居委人员有限，精力也有限，而芜杂的事务，以及某些不得不开的“怪”证明，势必会牵扯他们太多的精力，而最终削弱了他们服务社区的功能。因此，在现实语境下，给社居委适当减负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问题是，给社居委减负后，如果居民有需求，那找谁去开具某些部门非要不可的证明呢?正如前面所说，如果不是某些部门要求出具相关证明，谁还无事找事?由此，我们赞成制定相应措施给社居委减负，但减负之后，群众的需求又该如何满足?这就要从源头上想办法来治理了。治理的前提，就是彻底消除那些可要可不要的证明，规范相关部门的工作流程，对社居委减负后而相关部门非要不可的证明，由相关部门亲自通过走访调查与核实后开具。如此，既满足了群众的需求，社居委的工作量也减了下来，而相应的也加大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责任，使之不能凡事下推给社居委，自己做个“甩手掌拒”。

其实说白了，面对那些“怪”证明，考验了基层治理的智慧。而如何进一步有效地做好基层治理，更好更切实的办法还得从实践中产生。如此，不妨就从给社居委减负开始，探索出更加有效更加贴近现实的治理方法，以促进社区和谐，增加百姓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