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边证

　父母年轻时的合影

　案几上的白瓷花瓶

以前总是以工作忙事情多为由，很少去陪伴父母，内心里的父母亲仿佛仍然是不会老。近两年去得多了，每次都听他们重复唠叨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竟也不觉得厌烦。父亲84岁了，母亲也有83岁，尽管身体常这里疼那里痛，但总体还算健康，也是我的福气。父亲每天还要喝两顿酒，据母亲说有一斤酒，我估计可能夸大了些，大半斤、八两总是有的。这么大岁数还能喝这么多酒，别人听了，都惊讶和羡慕。每次临走时我都叮嘱父亲少喝一点，他不是装聋作哑，就是呵呵笑着打岔，我知道他是断然不会听我的，一直是这样，人愈老，固执的性格更加顽固，无法勉强。

有时谈及他们的经年往事，兴致来了，母亲就捧出来几个影集，影集里的像片我都看过，但我知道那是他们的珍宝，浓缩着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所以一遍遍地陪着他们看。母亲年轻时是个地道的美人，父亲也很英俊，在他们极少的合影中有一张半身合影被我视为经典，父亲身穿中山装，面容严肃，母亲梳着两条长辫，端庄秀美，应是他们二十来岁左右去新疆支边的前后照的。父亲还有一张个人照片，是1960年在新疆一个名为国营八一照相馆照的，他系着一条围巾，当年标准的文青装扮。像册里更多的是他们和一同支边的朋友们的像片，他们指着像片和我说他们的故事。

前几年从望江县华阳镇永固村搬到城里，我清理屋角一堆废弃纸片，发现了一张母亲的支边证，赶紧保留起来。那是一张极小的、跟饭票差不多大小的卡片，日期是1959年，印章为安徽省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母亲的年龄是21岁，正值芳华。支边证的编号是18544，意味着她是第18544个踏上西行列车去支边的青年。1958年8月29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说，从文件颁布之日到一九六三年五年内，要从内地动员五百七十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去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其中分配给安徽的有四十万个去新疆的指标。可以想象，出发的场面一定很壮观，出发去远方的人挤满了车站，他们都是怀着梦想出发的另一个时代的热血青年。

父亲是和母亲一同去支边的，但我没有看到他的支边证，应该是消失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了。母亲说她是瞒着父亲先报名去支边的，父亲得知后立即也去报名，她言语中不无傲娇，言下之意是父亲为了追求她才跟着去的。随着1973年我在新疆出生，父母亲就带着哥哥和我返回家乡望江县，回乡后父亲再返回新疆工作，几年后也回来了，这一回来就与新疆有三十多年没有联系。记得小时候家里的土墙上挂着一束马尾(后来送给姑父做二胡的琴弦)，案几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白瓷花瓶，花瓶上印有“向新源县人民致敬”字样，落款是海城县革命委员会，这些可能是多年后为数不多的与新疆有联系的物件了。我在一次玩耍中不小心把花瓶摔碎了，吓得赶紧用透明胶将它粘起来，我知道那是承载父母亲青春岁月记忆的器皿。

几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山西太原中北大学的信，信封上写明让我转交父母亲，我知道，支边的战友们终于联系上了，当我把信送给父母亲时，他们掩饰不住兴奋之情，赶紧戴上眼镜拆开逐字逐句地看。那是很长的一封信，大约有十几页纸，家长里短，三十多年的岁月变迁都在慢慢述来。在这之后，我就充当了他们的信使，全国各地支边的战友中有返回自己家乡的，有留在新疆的，都通过书信交流，并夹带着家人合影的像片，还经常相互寄赠地方土特产。父母亲还动了想去陕西看看老战友的心思，但他们年纪大了，又耳背，让他们自己去我和哥哥都不放心，自己又被家里家外杂事缠绕，不能陪同，所以一直没有如他们的愿，也一直想着哪一天能陪他们去一下，遂了他们的心愿。

母亲曾零碎给我介绍过他们在新疆的生活，言语中很是留恋，仿佛那才是她的家乡。比如农场给每家都发一头奶牛，自己挤牛奶喝，像我们这边卖的稍小一点的苹果都没人要，任它从树上掉到地上给猪吃，葡萄又大又甜，哈蜜瓜也是，俨然有一种世外桃园的自足感，这让儿时很少能吃到水果的我非常羡慕。人们之间关系也很融洽，充满友善，没有文化的母亲甚至还学会了不少简单的新疆话，高兴了也会说给我听。她也说一些平时生活中忌讳的事，比如晚上出行时一定不能用手从后面搭前面人的肩膀，会让人误以为是狼，新疆人出行都会在马靴里插上一把刀，一旦碰到这种情况很可能头也不回就摸出刀往后捅，因为草原上狼多，狼会用爪子搭上人的肩膀，待你扭过头时就会咬断你的脖子，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而他们描述新疆的寒冷也让我不寒而栗，说是冬天时如果不戴护具出门，时间长了用手摸一下耳朵，耳朵都会掉下来，但在屋内是极暖和的，因为有火墙，穿衬衫就行。

父母亲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等地都工作和生活过，在伊犁的时间更长一些。具体地方据他们说是在伊宁五区，说我就是出生在那里，在天山脚下。去年，好友永红曾去新疆考察，我让他帮忙寻一下那个地方，他说问了人压根就没有五区这个地方，我估计是当地老百姓自己的称呼，就像人的小名一样，现在没人知道了。根据小花瓶上的题款推断，应该是在新源县。父亲在农场当宣传干事，母亲则在食堂里工作，后来才明白，我小时喜欢吃母亲做的好吃的馒头、烤饼之类的面点就是她那时学到的手艺。父亲更多的时间是扑在工作上，四处奔走，也屡次历险。在草原上曾与狼群遭遇，幸好脱险，还曾患上伤寒。最惊险的一次是车子坠入几十米的深沟，所幸无恙。这些经历虽然在他现在的口中轻描淡写，但却让我感到惊心动魄，有着浓烈的传奇色彩，而我的人生，就显得匮乏多了。

没人想到，从1966年开始，农场书记董伯伯每天都被拉出来批斗，父亲也不能幸免，被戴着纸糊的高帽游街批斗。父亲说，他那时咬紧牙关，死活不承认为董伯伯安的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一直挺了过来，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来自中北大学信件就是董伯伯寄来的。

后来，父亲曾被安排到新疆畜牧局工作，但我的小脚奶奶不愿去新疆，坚持要他回来，无奈之下他只好返乡，回来后，被安排在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当会计，而母亲则没有安排工作，在家务农，偿还多年来奶奶欠下的超资款。我当时多么希望能去新疆啊，听说新疆小孩骑马就如同这边孩子骑自行车一样普遍，经常美美地想象着自己策马扬鞭的样子。如果真的去了新疆，我也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自从与支边战友们联系上之后，父母的精气神比以前更好了，隔段时间就问我有没有收到信件，他们也经常与战友们电话联系，因为耳背，想听清楚一句话都很费劲。他们的战友中，有一对老两口是宿松人，前年，他们回乡探亲时，专程来到望江看望我的父母亲，三十年没见了，一见面自然是兴奋之余又感慨唏嘘。通过信件来往，我知道董伯伯这两年中风躺在床上，信是董伯伯的爱人余阿姨写的，余阿姨也是当年一起支边的战友，和母亲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去年，董伯伯去世了，父母亲也没有过多的悲伤，大概是人老了，知道自己迟早会面对死亡，多了一份从容淡定吧。今年春节年夜饭之后，哥哥打开电脑，让父母亲和余阿姨视频，他们开心地互相祝福，聊得舍不得下线。

父母亲支边战友的信我拿了厚厚一叠回去慢慢看，在他们的点滴回忆中感受那个年代的生活与感动，虽艰难但人活得真诚朴实，容易知足，对物质没有过高的追求，有坚毅的品格，有愿意为理想付出的精神和勇气，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年代所缺乏的品质。

如今，这张支边证就躺在我的抽屉里，我曾想清理一下上面的污渍，但又怕弄破损了，就放弃了，这样也好。时光本就是泥沙俱下。有时候，想一想，一张小小的纸片竟然决定着一个人最好的年华，世事真是奇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