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笑补缺

出生时大脑缺氧这件事，小佳在麦克风前重复讲了五六十次，每次他都能让观众笑出来。

小佳本名张佳鑫，27岁，是脱口秀演员，平时走路摇摇晃晃，有几根手指总伸不直。讲段子时，他五官来回拉扯，语速比常人慢，好像每个字都得先在喉咙里滚上一圈才能吐出来。他抖包袱也像在撒娇，但台下观众都被“戳”到了，笑得东倒西歪。

他说：“小时候大家都在笑我，但不好笑，才是脱口秀演员最大的缺陷。”

在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第四季里，小佳赢得评委的第一票，是通过调侃自己长短脚：“两三岁看到双脚走路的人，我都带着一种异样而又同情的眼神，心里想，他好可怜呐，竟然双脚，都在地上。”他还讲校园暴力，讲因为身体遭受的歧视，和观众一起毫不介意地咧着嘴大笑。节目嘉宾夸他“你把我笑死了”。

脱口秀舞台上，评价演员的标准只有好不好笑。和小佳同台的演员里，有人调侃自己丑赢得喜爱，有人吐槽自己帅却惨遭淘汰。一位网友在看完节目后评论，“看了江梓浩和徐志胜，感觉长相还是有点优势的，只不过在脱口秀行业(美丑的优劣势)要反过来。”

2018年，全北京的脱口秀表演一周不超过10场，如今北京公开售票的有十几家俱乐部，一家俱乐部一周就有10场演出。小佳所在的厦门“来疯喜剧俱乐部”舞台上，有高中生、60多岁的老人、孕妇、因斑秃剃光头的女孩，他们用脱口秀解读自己的生活。

这种解读是双向疗愈的过程。小佳希望霸凌过他的人能坐在台下，在听到他的段子时放声大笑。“那是证明自己的机会。脱口秀演员就是要让观众笑，他们笑，说明我成功了。”

在“灰暗的日子”里产生了求生欲

开放麦舞台几乎是所有脱口秀爱好者的第一站，没有报酬，但谁都能上。去年5月，小佳第一次上开放麦，强光晃得他眼花，他只能看见第一排观众。台下有人低声交谈、有人刷手机，一开演，三四十双眼睛都盯着他。那是他在路上常会撞见的目光，但路人只是匆匆一瞥，观众则是长久注视。他感到恐惧。

小佳从小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第一次正式上台，是刚上大专，开学时在班里做自我介绍。他的身体和声音都在发抖，只讲了两句就匆忙下台。他小时候爱窝在家里看书、看综艺节目，“能躺着就不坐着”。远离热闹能帮他免去一些麻烦。比如，他记得上小学时，课间曾被一帮同学围住，他从下课被踢到上课，10分钟后，身上的衣服已经布满脚印。

他习惯无声地表达细腻的情感。因为握不好笔，从中学开始，每次语文作文他都写不完。但他喜爱写作，高中校报每期都能看到他投稿的短文。他渴望有存在感，习惯于照顾朋友的感情、隐藏自己的感情，希望朋友“在难过时能想起我”。有收入后，他每年情人节都会给朋友们送花，第一年一朵、第二年两朵，逐年递增，“他们愿意跟我做朋友是我的福分，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东西给他们”。

但他很少表露想被关注的渴望。2020年，他在一家厦门的民宿公司做新媒体运营，公司员工过生日时会在工作群里收到祝福语，但他被漏掉了。生日那天，他频繁查看手机消息，从白天等到晚上，没人记得，但他什么也没说。

2020年年初，小佳为公司年会准备节目。他没什么才艺，只觉得脱口秀好像“会说话就能演”。他曾向厦门来疯喜剧俱乐部的主理人Lucy咨询建议，但没有深聊。年会上，他哆嗦着讲完，台下同事都在吃饭，没人仔细听。随着防疫政策调整，厦门的剧场解封，那家俱乐部缺人演出，就邀请小佳登上开放麦舞台。

Lucy记得，小佳曾说自己讲话不清楚，就给他发去德鲁·林奇的视频。这位美国脱口秀演员有口吃的问题，但那些结结巴巴的停顿增加了故事的悬念和紧张感。在表演时，林奇不会被时不时的卡壳影响，金句频出，现场总响起欢呼声。小佳看完，第一次想“跳出自己的舒适圈”。

真到了台上，小佳还是止不住地抖，大脑一片空白。他试探着抛出第一个梗，有人笑了，他接着讲下去，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掌声”。

“你能感受到他们打心底喜欢你这个人。”小佳回忆道。那是笑声第一次给他带来安全感，“一下子上瘾了”。

对王梓晗来说，脱口秀让她在“灰暗的日子”里产生了求生欲。2018年2月，她即将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参加某喜剧产业公司的校园行项目时，她第一次接触到脱口秀。那时她还没有找到未来的方向，和家人争论是工作还是继续读书，陷入重度抑郁而不自知。

她形容那时“怎么活着都不对”“只想和陌生人说些不用负责任的话”。她缩在位于一楼、光线暗淡的出租屋里，不想吃饭，不想说话，只保留着上台讲脱口秀的爱好。只有脱口秀能把她从床上拉起来，“只有站在台上那五六分钟是个人”。

刚开始说脱口秀，王梓晗没有任何技巧，胡乱讲着生活里的孤独和迷茫。有次去讲开放麦的路上，她因为精神恍惚和公交车发生了小事故，两只脚都扭伤了。那一刻她想，“如果今天在这个地方死了，那还挺酷的。”她忍着痛去演出，讲了事故发生瞬间脑海里的各种想法，很丧，但观众都笑了。那些笑声就是她情绪的出口，“每个人都在很认真地听你讲话，但他们并不是真正在乎你，不会因为你讲这些话产生情绪负担。”

她决定把脱口秀讲下去。一年后，王梓晗成了一名脱口秀演员、培训师。她见过抱着各种目的来尝试讲脱口秀的人，“很多人觉得脱口秀的成就感很易得，这个身份也很酷，但一发现没这么简单，冷场了，热情也会马上冷却。”多位业内人员表示，在脱口秀爱好者里，只有不到10%的人能从开放麦迈向商演舞台，把脱口秀作为获得收益的途径。

王梓晗靠的是韧劲。“我做这个没什么天赋。”她自称，每一个梗都是一砖一瓦搭建的，“从来没有那种‘被雷劈’似的灵感。”段子从构思到成型会不停地改，她半年能扔掉9000字的段子，有的段子要改两年以上。

小佳则自认为是幸运的。他觉得观众看他说话不容易，对他的期待比较低，所以梗一出来就会感到惊喜。由于表演效果较好，他上了7次开放麦就得到了商演机会，更多人需要三四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第一次商演前，他设计了印有自己表情包的T恤，连着3天睡不着，脑海里翻涌着讲过几十遍的段子，反复回想观众的现场反馈。

小佳住在厦门最大的城中村——前埔村。在1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用力量较强的左手慢慢敲打着键盘，养了3年的乌龟在一旁陪着他。他把生活中忽然出现的灵感记在手机里，看新闻也会代入当事人的处境，思考创作的可能。

“故事里讲龟兔赛跑，乌龟胜利了，但现实里乌龟一动不动，你还要在后面说，快给老子爬。”他曾用段子嘲讽着“龟兔赛跑”在现实中的荒谬，习惯谨慎对待自己的幸运。刚录完节目，他来不及想自己会不会火，第一反应是赶紧写新作品、招呼俱乐部的老师帮他看新稿子，“原来的(段子)上节目演过，就不能再讲了”。

观众看到了他的释然，笑声来得也更早

剑桥大学古典学教授玛丽·比尔德在《笑的三大理论》中总结，让人发笑一般有3种途径：预期违背、优越感、压力释放。真诚的表述能够增加意外性，来回撩拨观众的情绪，让突然出现的梗好笑性增加。

王梓晗刚开始讲脱口秀，朋友形容她像“一台精密的钟表”，段子间连接顺滑，情绪努力撑得饱满，严格按照台本演出，“观众不笑也不影响我的表演”。

同事建议她设计几处忘词，甚至不用把普通话讲得那么标准。她慢慢向观众打开自己，展示脆弱。“你是骗不了观众的，当他们感觉你是真诚的，你觉得好笑的地方他们也会笑，不小心演错了、话筒架倒了他们也不在乎，一切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有次舞台太大，离观众太远，她尝试坐在舞台边，腿随意地耷拉着，观众的表情自然了许多。

从业快10年的喜剧人李诞，在一次采访中说“玩笑九分真”“所谓脱口秀的技巧就是把真话包裹好了，不要伤害到自己，也不要伤害到别人。你自己就是那个剑，给它装上一个鞘，端出来给大家看。”

小佳一直想把身体的缺陷写进段子，只是担心观众不愿意看。2020年年底，喜剧演员程璐对他说，如果不在开头把身体缺陷解释清楚，观众反而不敢笑。小佳开始尝试向观众说心里话，带观众回到自己经历过的场景。观众看到了他的释然，笑声来得也更早。

参加完训练营后，小佳决定辞去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全职进行脱口秀演出。在兼职商演的脱口秀演员中，只有20%-30%左右会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刚开始，小佳收入不稳定，一个月光靠演出只赚1000多元，还要靠兼职俱乐部的新媒体运营维持生活。“精神上消耗也很大”，没时间健身，练出的腹肌也没了。

但他从没后悔过，脱口秀让他接触到了“更广泛的世界”。在打磨段子、对观众倾诉中，他与身体缺陷不断和解。

开始用个人经历写段子，他学会从旁观者的角度问当时的自己：“如果那一刻不受任何约束，我会做些什么？”有次他刚在公交车上坐下，身旁的人站起来，走到几个座位以外，但并不是为了下车。节目里，他用不够响亮的声音佯装凶狠，借段子对那些站起来的人，说出了想说但从没说过的话：“你给我坐下。”

他从小不愿被贴上“不一样”的标签。他努力当个好学生，从不用父母监督写作业，老师的一次表扬就能治好他遭受校园霸凌的大部分伤痛。初中班主任在竞选班长时主动提名了他，到现在他还记得那种被器重的感觉，“她看到了我的能力”。高考时有人建议他去了解一下加分政策，他不愿意，觉得那是差别对待。结果语文和文综试卷他都没写完。更糟的是，他的字歪歪扭扭，估计“高考改卷老师不会像本校老师一样仔细辨认”。最后，他读了一所大专院校。

创作时旁观者的视角也让小佳发现，有些时候，他身处这个社会，因为太敏感，放大了本没有特殊意义的细节。他自我剖析，公交车上别的乘客走开，可能并没有针对他，是他把自己放在“特殊”的位置，才会感到难过。

王梓晗认为，用段子消化个人经历的过程，是一部分“上帝视角”加上一部分“心理活动”。创作者的注意力会集中到事情本身，思考更准确的表达和更荒诞的效果。

她准备在专场里讲重度抑郁、原生家庭、从北大毕业之后的心理落差、性取向的变化，这些话题背后的真实都给她带来过伤痛。“最开始想讲的时候，其实是最有表达欲的时候，还没完全和解。你会在一遍遍讲、一遍遍试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和解，当这个段子的舞台呈现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时，你一定是完全和解了。”

刚开始，她在段子里讲自己有次试图自杀，把所有安眠药都吃了，洗完胃，母亲担心的是她下次失眠吃什么。她想表现母亲极致的理性，但观众有些笑不出来。

在王梓晗的记忆里，母亲的情绪总是克制的，孩子哭也不哄，等哭完再讲道理。一次她和母亲聊天，偶然发现母亲记得一件“伤害过我的小事”。“我妈说她一直心怀侥幸，希望我忘了。她觉得非常不应该，还给我道歉，但当时她正经历着很多别的事。”王梓晗才意识到，母亲不仅仅拥有母亲这一个身份，她背负着来自各方面的烦恼。

确诊重度抑郁症后，王梓晗会定期接受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师曾告诉她，写段子的过程很像写心理学上的情绪日记，即患者把每天的情绪写下来，包括事件、感受、各种心理活动等，“写下来就是自我开解的第一步，我们在写段子的过程中也会不断地去追问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感觉，虽然这些东西未必都会真实呈现在段子里，但是你在写的时候一定是绕不开的。”

王梓晗在这种自我剖析中学着释放被压抑的情绪。原来她总觉得所有人都盯着她看，谈恋爱要保证分手时没有道德污点。讲脱口秀之后，她开始尊重情绪。有人质疑她凭什么能给大咖做开场秀，她直接说：“你看过我演出吗？没有就去看，如果看了还觉得我不配，你就当我们有点什么吧。”她把人际交往比作开放麦，“总要随心试一下，行就行，不行就算。”

小佳虽然还是有“社交恐惧症”，会推掉陌生人居多的聚会，在外地商演时比起和陌生演员吃宵夜，情愿自己在酒店吃外卖。但在台上，他开始讲一直想说的话，和陌生同行在演出时做“一个半小时的朋友”。他也越来越自信，表演时摘下了压得很低的帽子，在和朋友们的群聊里也会偶尔“呛人”，而不是一味绕着朋友转。

“因为这事儿不好笑，才需要喜剧演员”

大一学生徐锦从高中开始看《脱口秀大会》。今年，她看到小佳的表演，想起遭受校园霸凌的经历。徐锦上初中时，曾有七八个女生把她堵进厕所，往她身上倒水。小佳的段子在她心上开了个口，积压的愤怒和恐惧泄出去一部分，但情绪留下的印记永远会在。“小佳很明显一笑而过了，但我做不到。”她希望更多正在经历着校园霸凌的人能看到，“你们不是一个人，你们可以换种方式让自己强大。”

小佳认为观众的共鸣来自“对生活B面的共识”，他的负面情绪用玩笑包装，在触到观众的负面情绪时，痛苦一起消解。

28岁的教师林夕在负面情绪无从倾诉时，会坐在阳台上吹着风用手机看脱口秀。朋友们很少有人回应她的抱怨，有人回复“你习惯就好”。她开始习惯独自消化情绪，“把外放调成静音”。

脱口秀演员输出的某个观点，会让她看到解决问题的另一种角度。她曾在某段恋爱关系中付出较多，看到杨笠在表演中说，“男的无理取闹时和女的一样”，她联想到自己，“女生有时在恋爱中确实会患得患失，其实也没必要为了别人放低姿态”。

后来，情绪不好的时候，她几乎都会先看脱口秀，冷静下来再去自我反思。和朋友倾诉恋爱烦恼，她也学会了开自己玩笑。看她没有那么郑重其事，朋友安慰的话反而多了。

徐锦则觉得，“脱口秀算不上很高雅的艺术，就是图一乐”，更多时候，观众渴望的是大笑瞬间的情绪发泄。她坦言自己看表演时“不带脑子”，就想跟着演员的情绪走。开始看脱口秀，是因为听同学说有个叫庞博的演员长得挺帅。

王梓晗在演出时发现，这些年来，大部分国内观众仍喜欢“喂到嘴边的梗”，看节目不愿意投入过高的注意力或者记忆力成本。王梓晗根据经验总结：“很多时候讲稍微深一点或者稍微绕一点的东西，大家就有点不愿意去跟了，尤其线下还没有字幕。”

比如参加《脱口秀大会》节目的选手鸟鸟，擅长设计需要观众琢磨的段子。她在讲容貌焦虑时说，“什么时候能晒点既彰显个性、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比如指纹”。王梓晗记得，鸟鸟在线下表演时说这个梗，很多观众都没反应过来。

在豆瓣网站“脱口秀的独特魅力”话题下，网友想看的主题大多数和日常生活相关，包括地域、职场、婚恋等。《脱口秀大会》第四季中，选手也更多围绕“外貌焦虑”“男女关系”“城市生活”等常见且“安全”的话题，大众化、理解门槛低的梗是第一选择，因为一句稍显“出格”的梗，可能带来微妙的个体感受差异。

徐锦作为观众，无法接受鸟鸟调侃外向者，说“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因为小时候她经常生病去医院，这个梗会让她联想到急救室里被推往手术室的病人。“观众看这个就是为了开心，这种事拿到台上说，是对认真生活的人的冒犯。”

更沉重的话题则更考验演员和观众对幽默的理解。在一场脱口秀主题赛“没关系，我也有病”中，选手Rock调侃自己的抑郁症：“有时候只能躺着，什么都不想做，所以看起来我这人很懒，但懒人躺着的时候脸上有笑容。”台下的笑声很稀疏，等了一会儿才有人鼓掌。徐志胜讲了红绿色盲，鸟鸟讲了容貌焦虑， Rock被二人淘汰。有网友评价Rock，“他分享了自己还没消化、带着血的事情”。

今年年初，陪伴小佳3年的乌龟死了。他想起2019年突发心梗去世的父亲，想用脱口秀纪念他。父亲是个严肃又内敛的人，“很难沟通，小时候还会打我”。但小佳被同学欺负，父亲会跑到学校为儿子讨回公道。朋友来家里玩，他会给小佳塞钱，让儿子带朋友去吃牛排。小佳离开漳州去厦门工作后，父亲变成了老小孩，需要时常哄着，在去世前几个月总发消息问小佳，“儿子在干吗啊”“没事没事，就是想你啦”。

小佳把琐碎的思念揉进段子，花两个晚上写出来，想象着父亲如何在另一个世界接收家人的思念。今年清明节，他把现场表演的视频发在微博和B站上，把父亲去世的事实轻松地讲出来。“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不行了，我说，‘我爸哪里不行了？’”有弹幕飘过“笑不出来”，有人私信他说，这是对死者的冒犯。

王梓晗深知国内观众对此类话题的接受度不高，同样是讲自己的抑郁症，她会先点出眼下抑郁症发病率高的现状，放松观众的警惕，然后绕开最沉重的部分，加入点一听就是虚构的内容，让观众难以分辨痛苦的真实性。而在讲亲子关系时，她会增加母亲的视角，“也能让大家看到一点希望，不要太早画上一个句号”。

小佳在节目中说“没有什么不能开玩笑”，但他解释这种开玩笑是基于能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有些话题他并没有很好的处理方案，“比如癌症，我没有这个话语权，调侃起来就会显得很没品”。

“有了技巧和人格魅力，任何事都能讲得好笑。”王梓晗把段子里的故事、观点比作显影剂，重要的是显出讲段子的人，“这些展现的都是你看世界的方式”。小佳的偶像、美国脱口秀演员琼·里弗斯生前，一度负债千万美元、丈夫自杀，但她依然能在70多岁时，在台上调侃人生。

琼·里弗斯曾被一位观众提问，有什么事是她笑不出来的。她说，丈夫自杀身亡后，女儿整日魂不守舍。有次她带女儿去一家高级餐厅吃饭，她看着菜单说，如果你爸爸还活着，看到这些菜的价格，一定会再自杀一次，女儿第一次笑了。“我用笑把女儿带回来了。”她流着泪回忆。

王梓晗说，每个成熟演员手里都有几个“特别狠特别重”的段子，一般会放在专场的最后抖出来。抑郁症、原生家庭、性取向这些话题，她还不能完全驾驭，但她不想等，“因为这事儿不好笑，才需要喜剧演员”。

发纪念父亲的那条视频时，小佳写道：“我写(这个段子)的时候也预料到它可能不好笑，会吓到观众。但我爸爸在我的文字里过得有滋有味。”视频结尾，小佳因为太开心，差点在舞台上蹦起来，因为他在观众的笑声中，感觉“爸爸好像来看我了”。他想，父亲之前总嫌儿子不够自信，这会儿他应该挺满意的。

(应受访者要求，徐锦、林夕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