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安徽省安庆郡监军钤印的桐城枞阳镇房产交易契约

安庆孙志方先生 藏

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始终为清官方所污化，加之太平天国文献大多被毁，相关研究困难重重。“朱虎仁请辞两司马禀稿本”(下称“请辞稿”)的发现，对太平天国基层政权研究意义重大。

该“请辞稿”为朱虎仁请辞禀的底稿，原禀呈报太平天国官方，已失。“禀”为古代上行公文文种，民国元年被废。“请辞稿”于2007年前后发现于桐城练潭(今桐城市双港镇境内)，现为安庆收藏家孙志方先生收藏。同时发现的，还有太平天国相关契券，以及大量朱虎仁的诗文墨稿。这些文献，除“太平天国辎重凭信”等收入《安庆民间收藏》外，大多没有整理面世。

检阅该批文献可知，朱虎仁为清末秀才，安庆府桐城县珊西铺堡(即“山西铺”，避讳太平天国南王冯云山改“山”为“珊”，位于今安庆宜秀区罗岭、怀宁县源潭一带)人，曾执教桐城“天城书院”等。太平军占领桐城时，朱虎仁已举家迁居桐城练潭经商。太平天国组建地方政权，朱虎仁被荐举担任“两司马”。

太平天国“两司马”，分为军中及地方两种。军中两司马，为管制5伍(每伍5人)共25人的基层军官;地方两司马，为管辖25户的基层官员。朱虎仁担任的两司马属于后者，负责辖区内的户口清查、流亡招抚、治安维持、诉讼听理、税赋征收、军输供应、敌情侦察与协同作战等。天朝军民须信奉“拜上帝教”，地方两司马还须负责召集并主持有关宗教活动等事宜。

“请辞稿”的主体部分是陈述辞去两司马的原由。朱虎仁在练潭集镇担任两司马已有四年，任职期间“并无误公”，因返回祖居地珊西铺堡定居，距练潭有十里之遥，“公事难以办理”，故而请求“另举公正之人接充”。在提出辞职请求的同时，朱虎仁还对遗留问题提出了建议。在朱虎仁提交辞禀的“本月”，另一两司马谈耕野以替过境太平军办差为由，向其索要了一笔钱财。朱虎仁事后发现，这笔支出纯属谈耕野杜撰，故而追计。追讨无果，朱虎仁向上官建议：“赏差拘伊(谈耕野)到案追还，严加惩戒，以杜弊端。”

咸丰三年(1853)2月24日，太平军首克安庆城，然后东下江宁(今南京)。6月13日，太平军再入安庆，直至咸丰十一年9月5日被湘军攻陷。9月26日，翼王石达开率部进驻安庆，加固城垣，辟清安徽巡抚衙门为翼王府，布告安民，首开天朝地方政权建设，调整天朝制度，史称“安庆易制”。安庆易制涉及太平天国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重大政策转变，改“贡献制”为“照旧交粮纳税”，改禁止工商私营为鼓励工商私营，改普征兵制为招募入伍。太平天国早期的《待百姓条例》及《天朝田亩制度》等，既遭清廷污化，亦引当代学界争议，但这些在安庆地区并未施行。在地方政权建设上，天朝组建了省、郡(府)、县三级地方政权。朱虎仁所任的两司马，即为天朝安徽省安庆郡桐城县的下属乡官。

朱虎仁“请辞稿”的史料价值，并不限于所载事务本身，有助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更重要的是透过“请辞稿”，可以发现太平天国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对社会事务的处理，完全遵循天朝律法，并非清官方污称的“匪”“贼”手段。天朝安民区内，太平军纪律严明，宿营练潭等地，均扎营街道或村外，严禁掠夺，所取军输给有票证，“太平天国辎重凭信”即为桐城乡官持有的空白票据。太平军除搜“妖”(清军及地方练勇)外，不入私宅，尤其是女眷的内宅，违者“斩首悬示”，这些情形亦与清官方记载存有极很大差异。

朱虎仁担任两司马长达四年，并且顺利完成所承担的公务，证明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并不逊于清朝。朱虎仁任职的练潭与祖居地珊西铺，位于省城安庆—同安驿—十里铺—总铺—冷水铺—沿山铺—东源潭铺—山西铺—练潭驿—横山铺—双港铺—野狐铺—棠梨铺—老林铺—新庄铺—石井铺—硿口铺—桐城县城的驿道中部，也是安徽省城经桐城北上庐州的交通要道，清军与太平军于此屡有激战，近年来该地区不断发现太平天国文书、契券等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地方民众对天朝的态度。该地区时常为清军临时占领，但平民坚信太平军会重新光复，故甘冒风险，将相关文献藏之于夹墙，或房顶等隐蔽之处。

据道光版《桐城续修县志》：清道光五年(1825)，桐城人口高达240余万，耕地仅40余万亩，且多数集中于地方缙绅，社会矛盾空前激烈。太平军的到来，桐城地方不同阶层迅速分裂和对立，缙绅阶层对太平军怀有刻骨仇恨，多数平民则寄希望于天朝，正如亲历太平天国运动的桐城文人方江《家园记》所云：“强者但欲贼(太平军)速来，弱者但愿己速死。”平民对缙绅阶层的痛恨，同样达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民间史料记载的太平天国真相，较之于清官方的正史记载，完全是颠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