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改革开放之初，日本茶道专家在华人面前飙劲：中国人发明了饮茶，但日本人发明了茶道！意思是日本人比中国人高出一筹。然而随着中国文化对外开放度的提升，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国际友人通过来华参观实物与史料交流，终于心悦诚服地认识到中国才是茶道的发源地。

茶道出自禅宗。中国禅宗传到日本，同时也就传去了茶叶与行茶的仪轨。日本禅宗始祖荣西从中国学习到了点茶、奉茶、接茶等系统方法，再经过日本茶祖珠光对中国禅宗茶道精神因素的参悟，终于开了茶道心眼，遂使日本茶道得以成立。

令笔者惊喜的是，这一创举追根究底，竟然与皖西南相关，皖山地区竟然就是中华茶禅文化并蒂之乡。

皖山茶禅缔德缘

中国茶史悠久，有“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之说。但中国茶道的建立与成型还是发生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唐朝。关于“茶道”一词的最早记载，见于唐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茶的饮用之所以在唐朝得以迅猛发展，主要源于佛教禅宗的流行。“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皎然诗)，说的就是茶禅结合之道。禅师坐禅修行，旨在静虑悟道，而茶极益于禅修：其一能破睡提神；其二能帮助消化；其三能使人不思淫欲，是故“茶有三德”之说。

隋唐以降，作为禅宗立宗发脉圣地的皖山地区禅茶逐渐蔚然成风，首开风气之先的有驻锡皖山南麓山谷寺的三祖僧璨禅师，他在授衣付法于道信时，作偈云：“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意思是说，再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也就没收获，禅修必须生活化，“作”“坐”并举，除了打坐，还需劳作，以劳动解决吃饭生活问题，这就为日后马祖与百丈立禅门清规、创农禅之举、兴寺门种茶之风作了铺垫。三祖僧璨率先在皖山禅林把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融入佛家活动；唐代天柱寺还专辟“茶林庄”，以为禅茶之用。历代诗文对皖山禅茶之风都有记载与反映，如唐代独创“天柱家风”的崇慧禅师因乐于汲泉煮茗而留下了“独步千峰顶，优游九曲泉”的诗句；宋·林逋题《山谷寺》诗云：“茶版手擎童子净，锡杖肩倚老僧闲”；通判谢明《宿司空山无相寺》诗云：“行舆入暮驻禅门，……春茗新烹老衲蹊”；清代康熙朝太湖知县王庭《四面山》诗云：“乘兴扣禅关，新茗烹初就。”诗中所提到的天柱寺、山谷寺、司空山无相寺、四面山寺(即大中寺)都是唐宋以来皖地闻名遐迩的禅林古刹。皖地的禅僧们是我国最早人工栽培茶树的人群之一，他们以自植的佳茗款待香客友人并自饮，遂使皖山茶禅之风大行其道。

舒州泽被赵州茶

以茶喻道是禅门接引学人的方便法门。据《五灯会元》记载，有一次，一个僧人来到赵州和尚处，赵州问他：“曾到此否？”僧答：“不曾到。”赵州说：“吃茶去，请用茶”。又有一僧来，赵州同样问道：“曾到此否？”僧答：“曾到。”赵州也说：“吃茶去！”立身一旁的监院不免满腹狐疑，来问赵州为何让两僧全都吃茶去。“院主”——赵州出乎意料地大喊，监院惊讶之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吃茶去！”——赵州不容院主作想，紧接着说。

曾到、不曾到、监院为什么都要吃茶去？其言下之旨在于通过“吃茶”这一平常事，让参禅者获得

一种精神自悟：禅心茶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赵州彰显的是一种善于变革规戒，使之简约化、生活化的自我领悟精神。

爬罗剔抉一番，笔者发现“赵州茶”为代表的门风其实曾受到过舒州禅风的有益影响。

今日安徽省西南的安庆一方，唐宋时代属舒州地域。古岳天柱为正脉的皖山东部的桐城县境内有山名投子，舒州大同禅师便相中此山而结茅驻锡。一日，赵州从谂和尚至桐城，大同禅师亦出山，途中二人相遇未识，赵州悄悄询问当地人，才知所遇者正是投子大师。于是回身赶上前问道：“莫非就是投子山主么？”大同师并未直接作答，只是说：“茶盐钱布施我。”赵州先到庵中坐，大同师后携一瓶油归。赵州说：“很久就向往投子大师，等到来时，却只见个卖油翁！”大同师说：“你只认识卖油翁，却不识投子。”赵州问：“如何是投子？”师提起油瓶说：“油，油！”

这一故事饶有趣味，说明舒州禅风对赵州的启示是极富顿悟意味的：投子师对赵州开示不是“茶盐”，就是“油油”，显然体现了没有造作的南禅宗风。何谓禅心？恰如茶盐油一样，即以平常心，行本分事。赵州和尚正是融“平常心”之道于茶事中，才使得“赵州茶”名满天下。茶道的最高境界便是和禅的境界融为一体，智者悟禅，清茶一杯；迷者问禅，佛经万卷。

碧岩茶道源皖山

中国茶道建立成型于唐，而宋代便是大大扩充茶道影响与文化内涵的鼎盛时期，特别是修行类的茶道在宋明移植到韩国、日本等国，成为日韩茶道的源头。尽管在唐代有皎然和尚提出“三饮便得道”、赵州唤僧侍三次“吃茶去”，其旨亦在以茶喻道，借茶行道，使品茶与参禅相融相系，但真正直接地、明确地提出“茶禅一味，梵我一如”思想，并从理念上发扬光大者，则是两宋之际的圆悟克勤禅师。

圆悟克勤(1063—1135年)幼年出家，后至法演大师处修行，蒙其印证，嗣其法，成为一代宗师。宋徽宗政和年间，受澧州刺史之邀，入住夹山灵泉禅院，即今湖南常德石门县东南的夹山寺；他应参学门人之请，评唱五代《颂古百则》，门人记录汇编成《碧岩录》十卷，得“宗门第一书”之誉；圆悟克勤通过潜心研习禅与茶的关系而大得证悟，挥笔写下了“茶禅一味”四字。后于东南沿海名刹传碧岩宗法，授碧岩茶道，声名大震，影响垂沐吴、楚、越、闽大地，远及朝鲜、日本等国。

史载圆悟克勤曾受到皖山禅风的熏陶与教益。那是北宋末期，法演大师正在舒州境内弘扬其师——舒州白云守端的精神，曾依次在舒州四面山(今属安庆太湖县)、太平山(安庆潜山市)、白云山(太湖县)相继弘法授徒，培养出一大批“振世卓然之豪杰”，其中就有世所

瞩目的“佛门三杰”，即克勤佛果、慧勤佛鉴、清远佛眼。《灯录》与《语录》中分别有关于他们“造舒州太平演禅师法席”等记录。法演开示方法十分灵活，曾自问自答：“还有实头处也无？”自云“有！”“如何是实头处？”“归堂吃茶去。”传给弟子最精粹的示语有“会尽诸方五味禅，何似山僧吃茶去。”这里的“吃茶去”虽非演公首创，当系赵州和尚宗风，但演公同样“反对向外执求”，同样主张“在寻常景物及平凡生活会得妙处”，故而喝茶悟道也成为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法演禅的重要话题，并且更加富有皖山禅的哲理特色。正是受此启迪，圆悟克勤才能悟出茶禅一味”之理，形成特有的碧岩禅风与茶道。

茶道精神千古传

茶道是品茶至“得道”时的心理感受，包蕴着深刻的禅思意味与哲理，甚至还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感情。从当今的研究看，只有当饮茶活动与人文精神、行为规范、审美情趣、社交礼仪、艺术创造等精神需求相融合时，饮茶活动才能进入茶道的范畴，达到“和敬清寂”的境界。

据日本伊藤古鉴先生介绍，日本茶道的先祖珠光把茶道的精神特征定为“谨敬清寂”，茶圣千利休则称之为“和敬清寂”，其渊源皆自中国——原来在中国宋代白云守端禅师门下有一位叫刘元辅的人在讲丛林茶禅四要谛时，曾用“和敬清寂”四字来说明禅茶的真谛。所谓“和敬”，源于中国禅宗的“六和敬”，僧人因此被称为“和合众”；清净的、不掺杂利害观念的闲寂不动之心，被禅语称为“寂静无为之心”。闲静枯淡的禅意、

知足安分的生活，是茶禅共同所有的“三昧境地”。

史料表明，宋人刘元辅所皈依的是舒州白云守端禅师。守端大师乃临济宗正派——杨歧派法嗣，在杨歧方会的十二名弟子中，以白云守端的成就最大，声望最高。他从小聪颖过人，文学造诣颇深。自潭州(今湖南长沙)云盖山参杨歧方会得法后，即在江州住持承天、圆通二寺，均时间不长；二十九岁时便应舒州太守邀请，来舒州皖山，在州治皖城及太湖县境内住持法华、龙门、兴化、海会四寺并圆寂于海会寺，生年四十有八。因海会寺位于白云山麓，故史家称其为白云守端。

白云守端在舒州驻锡近二十载，“所至众如云集”，但最值得欣慰的是在自己一喝之下，门下高徒法演即有所悟，得其法印。法演培养出包括被日本奉为茶禅一味之祖的圆悟克勤在内的“佛门三杰”而享有“天下第一等宗师”之誉。

白云守端不拘泥于释迦经典，提出四弘誓愿：“饥来要吃饭，寒到要添衣，困时伸脚睡，热处凉风吹。”这种参禅无处不在的“平常心”，这种没有造作、朴素简约的思想正是茶道境界的精髓，无怪乎其门人刘元辅能在距今近千年之前便提出“和敬清寂”这一囊括茶道精神的箴言要旨。(作者为安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