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4岁的任建国自2013年起，每隔半年要跟老伴儿一起从吉林市来到石家庄照顾外孙。老人患有高血压、高血脂，加上心脏支架手术后需要药物维系，每天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5种，一天三次。

“吉林的医保卡在石家庄买药不行，因此每次去石家庄之前，我要在吉林市的多家医院拿着医保卡去开药。由于开药有时间限制，这个事情很不好办，免不了托关系找熟人。5种药开足半年的量，袋子提起来近10斤重。”任建国说。

每次把所有的药备齐后，任建国和老伴儿还有个“大工程”，就是在出发前，把堆在客厅里的各类药包装逐一拆开，每种药只留着药片统一放在小袋子里。有些药长得差不多，不留神会混淆。

“主要是为了节省空间，药盒子、包装占地方，携带不方便。2013年开始，我这只‘老鸟’就驮着快10斤的药袋子每年从吉林飞往石家庄，从没卸下来过。女儿总劝我们发快递，但害怕路上有遗失，我们还是选择背着。”任建国说。

原太原市老龄委一位工作人员也反映，他经常到北京接送孙子，有时一待就是几个月，因太原医保卡在北京不能使用，而他每天都要服用降压药，所以买药就成了一个问题。有时候药快用完了，只能让家人从太原买了再寄过来。

在走访过程中，多地外地老年人反映，自己需要的一些药只能在本地医院凭医生处方开药，且每次只能开一个月的药量，老人们年纪大，在异地时间长，来回奔波不方便，医保卡购药、医药费报销就成了最大的一个难题。

记者采访发现，仅在太原市，相关部门就经常接到一些异地老人的政策咨询，因异地就医、买药手续比较麻烦，老人们很关心怎样能把程序变得更简单。也有不少老人因医保手续迁不过来、续也续不上，日常就医、买药都成了麻烦，单靠某个市的力量难以突破，这需要国家统一或者各省联手研究解决。

“走”不出的孤身茫然

两年前，内蒙古呼伦贝尔的王燕老人被女儿接到呼和浩特帮忙照顾外孙。她向记者坦言，自己总是感到非常孤单和焦虑。“女儿、女婿每天早上很早出门上班，中午不回来，晚上加班也很晚回来，外孙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来管。没有帮手，没人能说说话，每天累到不行，心理压力也很大。”王燕苦恼地说。

今年89岁王贵香老人，跟随64岁的女儿从山东济南来到石家庄。因为王贵香的外孙女刚刚生了孩子，需要人帮忙带，但王贵香本人腿脚不便也需要人照顾，只得跟着女儿来到异地。

外孙女、外孙女婿给老人租了一个房子。早上，女儿给王贵香做好饭后，就赶去自己女儿家里上“上午班”；中午回来给王贵香做午饭，再回女儿家上“下午班”；晚上依旧往复。

“每天女儿走了以后，我就自己在房间里待着。因为坐轮椅，不方便下楼，我也害怕出问题给儿孙们添麻烦，就老实待在楼上看电视。时间太慢了，每秒钟都挺难熬。我想回自己的家。”王贵香说。

记者采访了多位“老漂族”发现，像王燕、王贵香一样的老人离开家乡来到异乡，面临着对当地语言、人际关系和生活习惯不同等诸多问题。即使孩子们能够让“老漂族”们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些老人依然要忍受孤单和焦虑。

“兑”不成的“空头支票”

近年来，针对老年人权益保障，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出台了不少措施。相关条款从政务服务、交通出行、卫生保健、商业服务等方面，细化了不同年龄阶段老人可享受的优待事项。政策很好，但实际落地情况不一，有些政策甚至成了“空头支票”。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车站、机场、医疗机构等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船票、飞机票，优先托运行李、物品，在各类医疗机构优先就诊、化验、检查、交费、取药、住院。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述规定在个别地方形同虚设。

很多受访老人反映，他们经常要在异地孩子家和故乡老家之间往返，进出火车站都是正常排队，没有所谓“绿色通道”，也不知这样的通道设在哪里。而在山西某心血管医院，记者看到，早七点排队挂号的长队中，很多老年人也站在其中。

同时，记者通过走访了解，“老漂族”群体近年成为社会热点，需要政府关注，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一些地方老龄组织的职能却在弱化。

“过去是协调各部门，现在只能搞老年宣传，组织点儿老年活动，处境很尴尬。其实，社会需要能体会老年人处境的政府组织去发现问题。”太原市一位长期从事老龄健康服务的工作人员坦言。

此外，多地老年人反映，几年前国家发文要求停办老年人优待证，凭身份证享受待遇，但在有些地方想要享受优待还必须持老年证。

“每年都要接待一些异地归来的老年人办证。很多老人好不容易找到了老龄委的办公地，却办不了证，免不了有一肚子委屈和怨言。这种政策打架的情况不少，因为地方有自己的规定。”山西某市老龄健康事业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