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7月20日电(王莹)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受强降雨影响，近期多地发生严重洪涝或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部分文物、博物馆单位受损严重。据统计，截至7月16日，江西、安徽、湖南、四川、广西、湖北、重庆、广东、福建、贵州、浙江等11省份有500余处不可移动文物因洪灾不同程度受到损失，其中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7处。受损文物范围广、数量多、损失大，是近年来汛期文物受损最为严重的一年。

长江流域古桥梁、古城墙、文物建筑房屋受损严重

今年6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暴雨增多，受持续降雨影响，多地发生洪涝地质灾害，一些地方文物单位受到洪水威胁。据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长江流域省份文物受损情况较为严重，其中江西160处，安徽144处，湖南62处，四川41处，广西35处，湖北31处。

记者了解到，受损文物中，古桥梁被冲毁、古城墙坍塌和文物建筑房屋垮塌较为严重。11个省份中共有70余座桥梁受损，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黄山屯溪镇海桥、四川阿坝红军长征遗迹达维会师桥和江西婺源清华彩虹桥等被冲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北襄阳城墙发生局部坍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桂林李宗仁故居、湖北十堰武当山建筑群五龙宫龙虎殿，以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娄底朱家大院等发生房屋垮塌。目前，一些省份汛情仍在继续，文物防汛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针对今年的汛情，国家文物局及时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可能面临的灾害险情，整治安全隐患，周密组织防灾减灾工作，妥善做好受损文物后续保护工作。目前，已向文物受灾严重的四川、湖北、广西、安徽、江西、湖南、重庆等省份，拨付文物应急抢险资金350万元。

文物本身防灾抗灾能力弱、防灾减灾技术研究不足等成为重点难点

对于此次文物受损，宋新潮在分析成因时表示，洪涝等自然地质灾害历来是危害文物安全的重要因素，古老的文物建筑在严重的自然地质灾害面前显得尤为脆弱。

“一方面，文物本身防灾抗灾能力弱。古桥梁、古城墙、古民居等文物建筑年代悠远，千百年受自然环境侵蚀和人为活动影响，抵御自然地质灾害能力弱。同时，我国文物建筑多为木构架结构，主要建筑材料为木材、砖瓦等，容易在自然地质灾害中受损。另一方面，极端天气增大文物安全压力。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多省持续强降雨，江河水位偏高，一些上游水库泄洪排涝，河流中往往裹挟大量泥沙、杂木等，大流量、高流速洪水堵塞、冲击、冲毁古桥，洪水长时间浸泡、淤埋古建筑，致使文物受损严重。”宋新潮告诉记者。

除去文物本身的抗风险能力弱以外，宋新潮表示，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防灾减灾技术研究不足也是影响文物安全度汛的原因之一。“我国文物、建筑学界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研究集中在建筑格局、形制、结构等方面，对文物自身具有的防灾抗灾功能作用关注不够，未能形成系统的文物防灾理念和技术体系，文物修缮中防灾减灾措施缺少针对性指导，许多文物自身的防灾抗灾功能尚未很好发挥。”

此外，防灾减灾整体能力不强，一些地方文物防灾减灾工作未得到应有重视、各地基层文物部门和文物保护管理机构队伍建设薄弱、人员力量普遍不足、防灾减灾物资装备保障不够、缺乏有效抢险救灾专业力量等也加剧了汛期文物安全的风险。

有效防范是基础、科学处置是关键 文物修缮中要考虑防灾问题

针对当前汛期文物保护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难点，宋新潮表示，文物珍贵脆弱、类型多样、分布广泛、产权复杂，做好文物防灾减灾工作，有效防范是基础，科学处置是关键。“要督导各地将文物防灾减灾纳入防灾减灾体系。在重大自然地质灾害中，将文物作为国家和人民重要财产，统一协调实施抢险救灾。也要加强防灾减灾研究，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灾害风险，有针对性开展文物防灾减灾技术措施研究，形成系统科学体系，为各地文物防灾减灾提供科学指导。”

同时，在文物修缮过程中考虑防灾问题也成为国家文物局的重要考虑。宋新潮告诉记者，开展文物灾害风险评估，在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不影响文物本体安全和环境风貌的前提下，将建筑加固、防震、防渗、泄洪等文物防灾抗灾措施，作为文物修缮内容予以同步考虑、同步设计、同步实施。

此外，进一步完善文物防灾减灾应急机制、发挥文物自身防灾功能也是保障文物安全度汛的重要安排。“北京故宫科学的排水系统使其600余年始终未遭水害，四川都江堰本身即是分水排沙泄洪水利工程，安赣州古城“福寿沟”是宋代城市排水系统等，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防汛抗灾作用。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是组织开展专项系统研究，深入挖掘一些古城、古村落和古建筑等本身具有的独特防灾体系和抗灾功能，充分发挥其在现代城乡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宋新潮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