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官报

清代的乡试基本都在各省省会举行。安庆作为清代安徽老省会所在地，为什么考生要到南京去参加乡试呢?民国先贤、国立安徽(安庆)大学教授程小苏在《安庆旧影》里有了交代：“两江总督辖江南(省)江西(省)，江南(行省)又分上、下两江，安徽在南京之试院，曰上江考棚。”也就是说，安徽省布政使司于公元1760年从南京迁到安庆，而试院作为不动产没有随迁，这样，每逢乡试安徽的秀才们就乘船南下，三年一度进“京”赶考，史称“南闱”。

乡试录取名单公布，称为张榜。安徽的“乡试榜”(录取名单)按朝廷规定，派武装官兵从南京护送到省城安庆，张挂在布政使司署前(今安庆龙门口街谯楼)。乡试录取通过以后，举人们要到北京贡院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安徽的举人们“兵”分各路，或骑马或换乘车船或徒步北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京赶考。会试共考三场，录取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

清代的一名读书人想要考中进士，一路闯关，要经历多少道常规考试?据统计，士子从童生试开始至朝考止，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科试、乡试、复试、会试、再复试、殿试、朝考一共10轮几达30场大考，小考无数，不计其数的人皓首穷经，老死科场，当然，也不乏佼佼者和幸运儿。

2003年，安徽省社科院的岳西籍学者方英先生，在民间调研时发现了一份光绪16年的朝考卷，它是研究皖江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考卷内容大体如下：

方霆，年29岁，安庆府太湖县人。1882年，由附生应江南乡试，中第55名举人。1890年进京应会试，中第29名贡士;此后，在保和殿复试中，录取3等第15名，继殿试之后，取得三甲第37名的好成绩，赐同进士出身。3月28日举行朝考，5月10日光绪皇帝召读卷大臣，亲自圈定十卷甲第，方霆等86人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这次朝考有三道题，其中两篇论文：《贾谊董仲舒论》和《拟赵充国上屯田十二便疏》，一首五言诗《赋得松色带烟深》。方霆的阅卷老师是朝廷重臣、清末名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头品顶戴、户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翁同龢，礼部尚书崑冈，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许庚身，工部尚书潘祖荫，都察院左都御史贵恒和祁世长，户部左侍郎孙诒经，工部左侍郎汪鸣銮，礼部右侍郎廖寿恒，礼部侍郎李文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沈源深。正是通过这一次朝考，方霆才有了“结识”朝廷大臣的机会。这些大臣权倾朝野，方霆可以称他们为“恩师”;借重任何一位阅卷大臣，这位小小的安庆府太湖籍老乡，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青云直上——果然，六年小京官俸满，方霆奉旨分发江西以知府候补用，又几年，署广西柳州知府，加三品衔。遗憾的是，这位进士出身的知府大人，因多年科举应试操劳过度而患重病，英年早逝，终年49岁。

作家高芾在同一篇文章里用三种不同的观点评价科举：“科举是多年来不断挨骂的一个东西，说它羁縻英雄，说它愚弄才人，说它消磨意气，说它沉沦世风”;“科举的最大功效就是让平民有机会与拥有知识优势、环境优势的贵人子弟竞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出题范围必须要小，考法必须要简单，让只买得起四书五经的寒士也能与诗书世家的子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古人又不是傻子，何尝不知科举考的全是无用之物?只不过一个人能否将无用的东西学好，可以看出其人的资质智能，所以科举并不是用来选学有所成之士，而是在选可堪造就之人。”

自维新运动以后，国人对科举流弊深恶痛绝，慈禧在亲点一甲前三名的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和探花商衍鎏之后，1904年的那场恩科殿试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最末一次科举考试，延续两千年的科举制度也就宣告结束。